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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无比复杂的“印钞之术”

2018-10-12

环球金融危机逐渐退潮之后,多国央行均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从反危机的状态返回正常轨道之中,但是这个回归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视察:首先是最根基层面——老美,美联储前后已于2015年12月和2017年10月份进入加息周期和缩表进程,估计至今年年底,老美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2.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将降至4万亿美圆左右。其次关于非美货币国家,除了针对本身经济金融状况相机抉择的安排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之外,由于非老美家很难不断保证本身与老美经济金融周期同步,所以必然还要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外溢性影响。

过往的经历纪律显示,每当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严重调整时,非老美家或地区均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部分危机,乃至是区域危机,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今年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我国香港等地区金融市场的猛烈波动,一样也是如此,而且当前看并不能完全排除部分危机发生的大概。因此,关于多国央行而言是“上山不易,下山更难”。

然而关于我国央行而言,除了要面临上述复杂因素外,还要受到危机前后货币供应机制转变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交织下,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要受到不小冲击。这里所言的货币供应机制,主如果按照央行对货币供应的主控权来划分的,如果央行主控权较弱,即货币供应机制更多表现为本身内生性,被称为货币供应的内生机制;反之,央行具有较强主控权,即货币供应更多依托央行政策工具的使用,则被称为货币供应的外生机制。正是由于两种货币供应机制的机理差异,也就决议了央行在调控思绪和政策工具使用上的显著差异。

但央行在货币供应机制的选择上,并没有什么主动权。换而言之,什么样的经济运转决议了什么样的货币供应机制,什么样的货币供应机制决议了什么样的央行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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